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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時報【童元方】

上世紀80年代中，我剛到哈佛求學，聽說錢鍾書才來過。人人津津樂道：他的才智過人，隨機引經據典，隨時切換語言，連拉丁文都不是死文字。90年代中，在香港中大任職，中大翻譯系與香港翻譯學會幾次邀請楊絳來港，她都婉謝。對錢鍾書、楊絳夫婦，我都是緣慳一面，失之交臂了。

在「翻譯名著選讀」課上，錢鍾書的著作討論最多的是《圍城》，楊絳則是《幹校六記》。《幹校六記》用《浮生六記》之題意，如實記錄了二人在五七幹校下放勞改的生活。這六記是：〈下放記別〉、〈鑿井記勞〉、〈學圃記閒〉、〈小趨記情〉、〈冒險記幸〉、〈誤傳記妄〉。《浮生六記》所記乃是：〈閨房記樂〉、〈閑情記趣〉、〈坎坷記愁〉、〈浪遊記快〉、〈中山記歷〉、〈養生記道〉。

姑不論浮生後兩篇的佚失與偽作問題，單看前四篇篇名的浪漫唯美，對照起來，楊絳六記的篇名只能是樸實而無華。但若念及文革的大背景，楊絳的筆怨而不怒，哀而不傷，既冷靜又收斂，則是傷痕文學所不能概括的了。如此錢氏仍忍不住在為楊絳六記所寫的小引裡說，六記其實漏了「運動記愧」，而在運動裡受冤枉、挨批鬥的人，也可「記屈」或「記憤」。這是反諷的標準錢氏幽默，也映照出沖澹的典型楊氏風采。

我到香港後所見到的第一本楊氏新書，是1994年香港三聯出版的《雜憶與雜寫》，封面題字是錢氏手蹟。〈拾遺〉那部分有兩篇文章專談翻譯：一為：〈《堂吉訶德》譯餘瑣掇〉，是有關一名物的探索與塞萬提斯的三封信；一為〈失敗的經驗（試談翻譯）〉，從實際翻譯的過程：造句、成章、選字，以慢鏡頭的觀察來解釋。

談翻譯的這篇文章很長，是楊絳自己從英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的原著譯成中文時琢磨出來的心得。她引道安翻譯佛經時「胡語盡倒」之意，藉以說明西方語言若要譯成通順的中文，得翻個大跟斗才顛倒得過來。「如果『翻譯度』不足，文句就彷彿翻跟斗沒有翻成而栽倒在地，或是兩腳朝天，或是蹩了腳、拐了腿，站不平穩。」西譯中猶如翻跟斗，這是個好玩的比喻。

『翻譯度』指的是中間的轉換，文化的轉換暫且不論，單就語言部分而言，句子內在的結構如何從長複句轉成短單句，實考工夫。但是原句不論多繁複，只要分清各個詞組的從屬關係，重新斷句再組合即可。在此楊絳又用了一個比喻，譬如「九連環，一環扣一環，可是能套上就能解開。」

談翻譯，造句是關鍵，其次是如何連綴成章。楊絳舉了一例，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半成品，不列出原文，單看二譯文：

1.我沒有和他們同到那裡去，因為我頭暈。

2.我頭暈，沒去。

第一例自是翻譯體的遺毒。去蕪存菁，又不失原文語氣，才是點煩成章的要義。至於選字，尤其是為外來概念定名目，或雙關語的翻譯上，更屬特殊之不易。楊氏點到為止，我以為期盼一筆橫空，天外飛來，真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
楊絳活了一個多世紀，在丈夫錢鍾書、女兒錢瑗均已謝世之後，以將近90歲的高齡，20年來，寫了《我們仨》、《走到人生邊上─自問自答》、《洗澡之後》；譯了柏拉圖的《裴多》；整理出版了《錢鍾書手稿集》。

又是一位揚眉女子，在兵荒馬亂中，到底從容過了一生。

2016年7月17日於東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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